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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土地的争论

关于贫富差距的后果,孔子在《论语》中就有经典论述:“不患寡而患不均,不患贫而患不安”。在孔子之后的两千余年,从政治家、诗人、词人到思想家,关于贫富差异的论述数不胜数,但究竟什么导致贫富差距呢?前面引用的钱穆和黄仁宇的解读就很典型,认为土地的私有和兼并是根本起因。但是,凯恩教授对印度和孟加拉的研究告诉我们,同样是土地私有的两个国家,一个是土地分配越来越平衡,而另一个则反之。
从中国的历史经历中,我们是否能看到类似的情况呢?
就以明末李自成起义为例。白寿彝在《中国通史——明朝》中谈到:“中叶以后,由于法制日趋松废,土地兼并之风盛行。”“正德、嘉靖以降,社会风气大变,官豪势要之家纷纷求田问舍,广置田产,土地兼并之风益为盛行。赋税日增,徭役日重,民多破产逃亡。”描述的情况跟二战结束后的孟加拉国农村场景十分相似。
明朝后期的土地兼并程度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高。根据栾成显编写的《明代黄册研究》中的资料,我们可以计算明末万历年间安徽休宁县的土地分配基尼系数,其中万历十年(1582年)的土地基尼系数为0.34,万历二十年(1592年)为0.30,万历三十年为0.21,万历四十年为0.18。由此可见,万历年间的土地基尼系数在0.34以下,表明明末的土地分配比较均等,尤其是远低于最近几十年印度和孟加拉国农村的土地分配差距,说明那时的土地兼并程度不会太高;其次,从万历十年到万历四十年,土地分配基尼系数逐渐降低,土地分配趋于分散化。这些告诉我们,明末农民起义的起因不是土地私有、土地并购或土地分配本身。
导致李自成起义并几次从失败中爬起来的直接原因是旱灾,暴政下的社会已经像一堆干柴,只等旱灾这样的点火事件。从气象记载看,明末中国处于“小冰期”,旱灾频发,陕西与河南一带连续多年大旱,动辄七八个月不下雨。在当时,既没有发达的跨地区商品市场,又没有保险和借贷市场,因此,频繁的旱灾等同于长久持续的大面积饥荒。长期灾荒,既带来永久赤贫,也成为改朝换代革命的导火索。正如邓拓在《中国救灾史》中论断的:“农民穷乏与饥饿,既达极点,流移死亡的现象,继续扩大,在这种情况下,农民的普遍起义,势不可免,所谓‘铤而走险’这句话,不是没有道理的。”你想想,如果那时候就有今天这样的保险金融,明朝会被推翻吗?
今天讲的第一个要点是,灾害风险、疾病风险是导致贫困的最关键因素。一般而言,人们能够应对正常情况下的生存需要,但是一旦发生意外(风险),就会将正常家庭置于困境甚至绝境。其次,不管是基于印度和孟加拉国农村的对比研究,还是基于中国的灾荒与革命历史都表明,一旦发生灾害,就会迫使既没保险又没借贷市场支持的家庭走投无路,只好卖地或其它值钱的东西或者组织暴动。因此,历史上的土地分配过于集中本身不是土地私有或土地并购的结果,而是缺乏金融的结果。最后,发展保险金融是扶贫和拉平消费差距的关键,也是展现金融普惠性的具体措施。